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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的公众记忆的?

发布日期:2020-01-31 09:04   来源:未知   阅读:

  南京大屠杀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感情记忆,并不完全是主动纪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的回应,而在特定政治外交议题中,南京大屠杀记忆也被调用以激起民族情绪或爱国主义情感。套用孙歌的表述,南京大屠杀记忆或纪念的强度,折射出中国人对日本右翼愤怒的程度和中日“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之深度。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中国曾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三次固化。第一次是1946—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二次是1982年之后的“建馆立碑编史”,第三次则是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这些节点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纪念图景,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在第一次固化和第二次固化之间,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视野中基本上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其间的例外是1951年和1960年,彼时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以南京大屠杀为工具批判“美帝”,相关的控诉活动和媒体报道唤起了南京人民乃至全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但这种记忆是高度政治化的,它揭示出中、日、美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如何影响乃至“扭曲”集体记忆的样貌。

  1951年初,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以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为切入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抗议活动。南京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控诉大会、展览会和纪念集会,《新华日报》开辟专栏“旧恨新仇”发表幸存者的血泪控诉,《人民日报》也刊登十余篇文章。当时的宣传思路是“从控诉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这一路径突出表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不共戴天之仇”的报道中,该文开篇写道:“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阴谋激怒了全中国人民,更激怒了全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北京汽车公司司机刘康麟。刘康麟愤怒地告诉工友:‘咱们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对于美帝武装日本的仇恨,粉碎这个可耻的阴谋。’”

  当时的控诉活动或新闻报道将安全区描绘成“受难的难民区”,称在安全区内“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将保护中国人的外国侨民描绘为帮凶或凶手。例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报道批判前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然而,这场控诉活动很快就偃旗息鼓,其原因部分在于“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这说明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会抗拒现实政治的扭曲。此外,“南京大屠杀作为一段苦难、屈辱的历史,与高歌猛进的革命胜利不合拍,宣传得太多显然不合时宜”。

  1982年拉开帷幕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其直接诱因是当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事件的影响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8月15日正式落成开放。受到日本广岛和平集会的启发,1994年12月13日,纪念馆首次举办“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鸣放防空警报、武警战士敬献花圈、放飞和平鸽。此后,按照“大小年”的模式,持续举办纪念活动。

  二十年后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其实是这一地方纪念活动的延伸和国家化。在提升公祭规格的前提下,国家公祭活动也继承了鸣放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办烛光祭等仪式要素。而在对设立国家公祭日意义的阐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记忆之影响。例如,一篇媒体评论指出,“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安倍政权的仇华倾向日益显著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当其时”。而朱成山则把国家公祭视为“固化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器。它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力量,以及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略与加害史实的言行来说,不亚于一颗精神”。

  1982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还直接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开展。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即有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记载,但对这一事件的系统研究,却是在1982年之后。在此之前,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兴祖教授曾于1960年组织南大部分师生对南京大屠杀展开调查,并在1962年完成8万字的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该书直到1979年才以油印本的形式刊印,而且仅供内部交流。时隔二十余年(1984年2月至4月),官方首次对幸存者和目击者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幸存者和目击者1756人。与此同时,学界也展开系统的研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出版大量学术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010)已陆续出版72卷,收录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约3000万字资料。

  “建馆立碑编史”活动最初受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触发,但正如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所说,纪念活动一旦启动,就会进入加速轨道,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力量运转。(Schudson,1989)不过,即便是在晚近的研究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日本“右翼”这一因素如何影响了学界对自身研究意义的表述。例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72卷,2010)被认为“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而2012年底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推荐写道,这部史书“全面客观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真相,成为回击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荒谬言论的有力武器”。

  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相比,公众史学、大众出版物和流行文化(影视剧和纪录片)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或深远。这方面的范例是张纯如于1997年出版的英文图书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Basic Books),该书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中文、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让南京大屠杀历史重新进入国际(西方)社会的视野。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批新近发掘或整理的证人证言和目击者记录出版,包括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章开沅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和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等。这些出版物在阅读公众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成为当年的文化热点。

  以《东史郎日记》为例,其中译本于1999年3月出版,到当年6月即已第三次印刷,仅第三次印量就达15万册。这些日记或证言普遍被知识界或新闻媒体视作南京大屠杀“铁证”,而对“证据”的强调也暗含或明示出对日本右翼的反击。例如,《拉贝日记》被《人民日报》称为“日军暴行又一铁证”,《程瑞芳日记》(南京出版社,2016)封底以中、日、英三种语言指出该书是“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powerful evidence)”,而《东史郎日记》的出版前言则强调,之所以出版日记全本,是出于“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

  不过,将这些混杂的“历史书写”在当代的情境下一律视为“铁证”乃至反击右翼的武器,或许会模糊它们之间的差别乃至曲解其意义。孙歌即曾对比《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指出前者“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而后者的意义“绝对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轻描淡写的战争犯罪记录,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日本社会结构在战争状态下的具体形态”。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请期间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请成功之后的反对,再次显示出,日本侵华战争虽已在七十年前结束,但至今硝烟未散,而南京大屠杀的当代记忆就处在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旋涡当中。

  在三次固化——或者说两波“记忆潮”——之间,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经历了湮没(低谷)与再发现(复兴)的过程。吉田隆志(Takashi Yoshida)全面回顾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中国和美国所引发的历史和记忆问题。与上一节的描述类似,他从区域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将南京大屠杀以来的历史划分为1937—1945年、1945—1971年、1971—1989年以及1989年至今(后冷战时期)四个阶段。他认为,在前两个阶段,南京大屠杀被中国官方当作众多战争暴行之一,其重要性局限于地方层面,对它的纪念和集体记忆的保存也尚未提上日程;在第三阶段,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一个国家化的过程,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被不断强调,并成为象征日本战争暴行最重要的符号;在九十年代,随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开展,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再现融入了近代史的宏大叙事,而日本右翼修正主义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否认言行则从反面“刺激”各种大众媒介生产出大量的纪念文本。

  类似的情形也表现在与南京大屠杀紧密关联的“慰安妇”议题上。宋少鹏指出,慰安妇议题经历了从消隐到彰显的过程,并以高度政治化的方式进入历史记忆。对大众传媒报道的系统考察发现,抗战时期慰安妇议题被当作民族奴役的象征,用以激励民众抗战的斗志。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该议题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92年之后,才再度浮出地表。在此过程中,慰安妇成为可供调用的历史素材,变成冒升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话语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符码——既是符号,也是砝码。换言之,慰安妇议题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慰安妇’作为史实,事关过去;‘慰安妇’作为符号,事关未来”。问题是,将慰安妇议题全盘纳入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让我们记住了作为民族压迫象征的慰安妇,却遗忘了有可能撕裂民族同一性的性暴力或性别压迫。因此,作者主张,我们应该在民族政治和性别政治的复合框架下重新审视、反思并重建慰安妇的历史。

  过往与当下之间的延续和断裂是贯穿集体记忆研究的一条核心线索。早在对集体记忆的开创性研究中,哈布瓦赫(Halbwachs)即分析了记忆与遗忘的社会情境。他指出,集体记忆和社群/团体之间的紧密关联意味着,一方面,有多少团体就有多少集体记忆,一个团体取代另一个时,必将带入新的记忆;另一方面,记忆的建构应符合团体当下的需要,因此我们会在耶路撒冷的千年历史中看到波斯人、罗马人、犹太人及十字军前后相继,改造这座城市的地形与记忆,也会在二十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看到两千年前的马萨达传奇的复兴。在以“当下”为中心的记忆研究看来,支配性的社会团体或权力机构会通过纪念活动、教育、大众传媒等各种方式重构、改造乃至操纵过去,以形成社会凝聚力,使政治权威正当化,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在此意义上,“对过去的追忆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检索,而是动态的、建构性的过程。所谓记忆,就是取过去之片段,服务于当下的感知与需要”。

  然而,如果对过去的建构完全以当下为中心,“我们对过去的感知就会任凭当前状况支配或摆布”,历史就此丧失客观性和连续性,“成了一组在不同时间拍摄的、表达着各种不同观点的快照”。实际上,受制于各类历史记录,“过去并不能被随心所欲地建构;而只能被选择性地加以利用”。舒德森指出,个体或群体对过去的重构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首先,可供利用的过去并非无穷无尽;其次,个体和群体并不能任意选择,无论愿不愿意,美国人都要面对奴隶制、德国人都要面对纳粹大屠杀;最后,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群体会各持一端、彼此争夺对过去的重构权,由此构成“记忆的政治”。现在的确会塑造过去,但过去也会塑造现在。正如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论集体记忆》的导论中所说:

  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我们或许的确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条河流却仍具有绵延不绝的特征……一个社会当前所感知到的需要,可能会驱使它将过去翻新,但是,即使是处于当代的改造之中,通过一套共有的符码和一套共有的象征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生命力。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关系等层面来解释南京大屠杀在公共话语空间和集体记忆之中的沉浮起落。以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例,无论是1951年和1960年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批判美帝的工具,还是其他年份较少提及南京大屠杀,或是在早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将南京大屠杀与消极抗战、屈辱投降联系在一起,都直接显示出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相区分的外交思路,以及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都抑制了对于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发掘和呈现。

  沿着同样的思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新浮现也被放到国内和区域/国际的框架下,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中日关系的变动等角度加以解释。一位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呈现之后发现,在南京大屠杀记忆复兴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主导叙事,一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是“落后就要挨打”,分别指向与南京大屠杀记忆相关联的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被当作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创伤”,与鸦片战争、圆明园、“九一八”等其他创伤一道,被纳入到国耻叙事之中。于是,与创伤相关联的“受害者”叙事被用来作为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感和民族复兴热情的重要手段。正如刘擎所言,“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构成了“雪耻型民族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

  如前所述,南京大屠杀记忆并非孤立的叙事,它折射出“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叙事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与上述对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历史分期相呼应,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把当代中国对于抗战的官方历史和记忆也分成四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对于日本战争暴行“善意的遗忘”;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历史行动主义(如战争索偿等);2005年前后官方修辞对于日本和战争过去的软化/翻转。帕克斯·科布尔(Parks Coble)也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前,抗战的公共记忆聚焦于的战绩,而战争中的冲突则彻底消失。在改革开放年代,随着官方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关于战争的新记忆一方面强调爱国主义的英勇抵抗,另一方面则强调日本的战争暴行,将中国从“胜利者”转变为“受害者”。

  在延续与断裂的历时性线索之外,南京大屠杀在战后相关国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记忆”景象。孙歌以对《东史郎日记》的媒体报道为例,指出中日两国传媒的报道与文本之间皆存在距离,而这一距离显示出中日对话的艰难。张隆志认为,东亚各国之间存在分歧乃至矛盾的战争记忆和历史叙事表现在,中韩不满日本处理战争责任的做法,而许多日本人则因为广岛、长崎原爆记忆,将日本视为二战受害者。沟口雄三将这种差异或错位概括为“‘南京’与‘广岛’的乖离”,具体来说,同一个“八一五”,对中国人而言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对日本则是终战日,是日“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岛,冲绳,硫黄(磺)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究其原因,既有心理构造(对受害者记忆的强调)在起作用,也有“作为记忆装置的看不见的某种机能在起作用”。这当中,再生产战争画面的媒体,各类纪念活动(八月六日广岛原爆纪念日、八月十五日战败纪念日),以及背后的“历史认识”,都将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引离侵华战争(及南京大屠杀),引向太平洋战争。

  这种差异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不同媒介文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再现上。余霞描述并分析了中、日、美、英四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媒体报道。她发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各国媒体集体“遗忘”了南京大屠杀,而在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南京大屠杀重返公众视野之后,各国媒体对其采纳了不同的再现框架。其中,中国以“创伤”为框架,围绕历史之痛和现实之伤展开记忆;日本以“质疑”为主导框架,回避作为加害者的身份;而美国和英国则以“冲突”为核心框架,强调相关冲突的新闻价值和冲突的解决。李永东则聚焦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分析其中蕴含的民族国家观念。他发现,中国作家、日本作家、华裔和西方作家以不同的话语立场参与对南京大屠杀的讲述。这表现在,中、日作家更侧重“屠杀”,而华裔和西方作家更强调“强奸”,这不仅反映了二者不同的文化语境,也与抗战时期和全球化时代的对举有关。而在小说主题上,中国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存在民族国家和阶级的区分;日本作家在战时和冷战时期的书写包含历史真实和反省的成分,但也透露出民族偏见;而华裔和西方作家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的小说展现出宗教情怀和对人性的反思,但也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在徐晓宏和琳恩·斯皮尔曼(Lyn Spillman)看来,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沉浮轨迹或许是文化创伤理论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反面案例”。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从一开始就广为人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争议。然而,至少在1937—1979年这段时期,南京大屠杀却根本没有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化创伤。“为什么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既未能实现符号扩展,也未能令海内外的公众对之产生认同?”他们认为,除了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也有必要去检视集体记忆背后的文化力量和机制。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消失,与当时盛行的进步主义叙事和强调“人民之间的友谊”的普遍化观念不无关系。只有在进步主义叙事式微之后,我们才能全面地体认他者之痛,而南京大屠杀也才能在集体记忆中得以重新浮现。

  实际上,作为“反面案例”的南京大屠杀恰恰契合了由杰弗里·亚历山(Jeffrey Alexander)、罗恩·艾尔曼(Ron Eyerman)及其同事发展出的文化创伤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对常民创伤理论(laytrauma theory)及其“自然主义谬误”展开批评的基础上,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创伤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强调,事件本身并不会导致集体创伤,创伤是社会中介(socially mediated)过程的产物:“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有别于个体的心理或身体创伤,文化创伤意味着“身份认同与意义的剧烈冲击,(就好像)社会结构上的一滴眼泪,对已经形成凝聚力的群体产生影响” 。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对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加以区分,他将文化创伤界定为“侵入式的、压倒性的事件,该事件被认为危害或击垮了特定文化或整体性的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这里的“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限定词,因为特定事件或处境并不会自动或必然转变为文化创伤。它必须被记住,其记忆必须被呈现为对群体文化或身份认同的威胁,此外,事件记忆必须带有强烈的负面情感,例如憎恶、羞耻或愧疚。换言之,只有当事件“被认为”对特定集体原有的意义模式或者默认的道德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它才有可能被转换为创伤。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创伤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历史性地造就的”。

  文化创伤唤起震惊和恐惧等感受,但这些感受并非来自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人们赋予它的“意义”。文化创伤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个文化过程,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中介化”和“再现”或“表征”。亚历山大将其称为“创伤过程”,在此过程中,“承携者群体”非常重要。他们既可能是政治人物、宗教人士、知识分子、新闻记者、社会运动领袖等精英,也可能是边缘群体。他们将事件向一般大众进行解释并提出某些诉求,从而让后者感到自身的意义结构受到了挑战和威胁。承携者群体提出这些诉求的目的在于,把创伤建构为一个新的主导叙事。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承携者群体必须在下列四个基本问题上提供富有说服力的答案:创伤的性质是什么?受害者是谁?创伤受害者与一般大众之间有何联系?谁应该对此负责?除了这些认知性的问题之外,创伤过程还牵涉如何回应并调用根深蒂固的情感和种族或民族/国家身份认同。

  我们可以将创伤过程视为“兼具符号性和情感性的再现过程”,其焦点是“意义生产”。这些“文化工作”会“生产出符号表意的螺旋,其间牵涉的意指过程被制度结构和财富及权力的不平等分布所中介”。事件的文化创伤化可以同时在宗教、审美、法律、科学、大众传媒及官僚机构等各种制度场域之中展开。不同制度场域都会根据自身的属性来开展文化创伤化的工作,而不同场域之间有时也会显现出某种等级化的分层。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伤过程是一个“争议性的话语过程”,不同的政治群体会针对“创伤是否发生”(历史争夺)、“创伤有何意义”(阐释争夺)、“创伤激起什么情绪”(情感争夺)等议题展开争夺。争夺的结果,既取决于承携者的权力和资源以及制度场域的结构,也取决于受众的权力、资源和人口特征。

  一旦文化创伤和历史记忆确立起来,其创伤地位就需要不断地维持并再生产。文化创伤由此进入不可避免的常规化过程,创伤中的“历史教训”随之沉淀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历史纪念物的收藏之中。经由各种表征所中介的文化创伤过程,最终导向集体身份认同的革新和集体记忆的再造。

  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文化创伤理论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而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亚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战争记忆。在《漫长的战败》(The Long Defeat)一书中,美籍日裔学者桥本明子(Akiko Hashimoto)运用文化创伤理论,分析了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与身份认同。通过梳理1985—2015年间在家庭、大众传媒和学校等场景中浮现出的战争叙事,桥本明子指出,日本的战争记忆既不像西方媒体所描绘的那样陷入“遗忘”境地,但也不存在单一的“集体”记忆。相反,在战后日本复杂的文化记忆场景中,三套相互冲突的创伤叙事共存,争夺合法性和道德优越性,其区别表现在对战败的道德解释以及它们为国家复苏所绘制的路线图上。

  一是阵亡“英雄”叙事,强调阵亡者对国家的牺牲构成了今日和平与繁荣的基础。这套英雄叙事带有美化色彩,经常出现在纪念活动的官方演讲中,意在培育国家归属感,但也弱化了日本的侵略罪责。二是战败受害者叙事,经常出现在家庭故事、流行文化和对广岛、长崎核爆以及空袭受害者的追念中,这套叙事在强调日本本国受害者的同时,遮蔽了日本侵略造成了他国受害者的事实。三是加害者叙事,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东亚各国造成的伤害,这套叙事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的调查报道、纪录片、学术出版物和知识界的讨论中。因此,日本的创伤叙事所面对的并不是“遗忘”,而是围绕国家遗产和日本身份的众声喧哗的激烈争夺,它使得战争记忆陷入僵局。

  如前所述,侵华日军的暴行和国民受难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停留于个体和民间层面,没能进入官方话语的核心。高蕊从文化创伤理论出发,对这一“文化失忆”现象进行了分析。她发现,1949年之后,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整套阶级斗争的创伤戏剧。在“忆苦思甜”文学、家谱故事、诉苦大会的文本和仪式/表演中,“万恶的旧社会”中的阶级敌人被塑造为加害者,无产阶级受害者则成为广大人民的代表,由此形成围绕阶级身份的集体认同。在阶级创伤占据官方话语核心位置的前提下,抗战创伤对加害者与受害者以及对民族苦难的界定与阶级创伤存在文化和符号层次的冲突,因此遭到阶级创伤的阻抑和压制。遵循类似的思路,杰弗里·亚历山大和高蕊从集体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南京大屠杀为什么没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为文化创伤。他们指出,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作为承携者群体建构出了“革命”叙事(从失败走向胜利)和敌我二分(先是国共对抗,后是阶级区分)的叙事模式,令南京大屠杀无法被容纳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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